公元1790年，乾隆八十大寿来临，为了表示他对爷爷康熙的尊重，乾隆效仿康熙帝在六十岁生日时铸造金编钟，下令再打造一套更大的金编钟作为祝寿之礼。 这套金编钟铸造过程极为复杂。它由一万多两黄金铸造而成，每一件编钟的背后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编钟上瑞兽复为钮，两条蟠龙跃然其间，波涛云海环绕金钟，彰显着帝王尊贵之象。更令人称奇的是，与铜编钟以大小不一来定音不同，这16只黄金编钟外表大小一致，是靠其厚薄不同来定音的，实属稀世之宝。 1922年，溥仪大婚之日，也是金编钟最后一次在宫中盛典上敲响之时。晚清皇室早已坐吃山空，入不敷出，只能每年大量拍卖宫中的金银财宝。故宫院刊曾登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叶秀云的文章，详细记述了这次珍宝被典卖的经过：“民国十三年四月，溥仪的岳父与北京的盐业银行签了一份抵押合同。有金编钟、金册等件。其中金编钟抵押四十万元，金册等抵押四十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 乾隆时期的金编钟就这样被典卖出了故宫的高墙。 为了安全起见，盐业银行将金编钟转移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处不为人知的外商银行仓库密藏起来。 当时占据北京的军阀张作霖四处打探金编钟的下落；后来阎锡山率晋绥军占领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编钟；各路军阀政客对国宝金编钟无不垂涎三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领。盐业银行的高层开始为这批财宝担忧，他们秘密开会，决定将金编钟和一批故宫珍宝，转移到位于天津法国内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此次转移工作由时任盐业银行副总经理兼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负责。 盐业银行天津分行高大坚固。为了保险，地下库房还建有带夹层的暗室。这成了金编钟的藏身之地。 1937年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了除英、法、意三国外的天津市区。作为情报机关的日本领事馆不知从哪里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很快就找上门来。当时在天津的一个日本副领事，带着女儿来拜访陈亦侯，甚至还让自己的女儿拜陈做干爹。没过几日，陈亦侯又被邀与日本领事共餐，席间日本女人围坐。问那个金钟的事，陈亦侯不说，跟日本人说别的，日本领事托词先走，留下陈亦侯和一众日本女人，陈亦侯拿着帽子也就走了。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金编钟的去向，情况十分危险。金编钟是留还是转移？陈亦侯左思右想，最后决定辗转拍电报请示在重庆的总经理吴鼎昌。一个月后，一封回电传来，上面只有一个字：“毁”。 陈亦侯接到电报时，从震惊到破口大骂。他决定继续保护金编钟，哪怕承担危险，承担责任。陈亦侯想到了一个人——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 胡仲文是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同乡同学。周恩来的进步思想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了他一生。 陈亦侯信任胡仲文的为人，心中也已盘算好金编钟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储蓄会地下的密室。深明大义的胡仲文不负重托，欣然允命。两位老友都知道，这一来，他们是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托到了对方的手上。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驻天津日军先后占领了英、法、意，陈亦侯预感的危险变为现实。 日本人邀请他去宪兵队参观，与此同时，日军派出大批军警直扑盐业银行，以寻找适合防空的地下室为名，径直来到盐业银行的地下库房。不仅对库房内的物品进行了搜查，还发现了库房里的夹墙暗室。幸好金编钟早已转移，日本人一无所获，就把陈亦侯放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马上派出各路接收大员，到占领区劫收钱财。据陈亦侯之妻回忆，当时戴笠找到陈亦侯，问他金编钟的下落。陈亦侯说，我没有。戴笠问，你搁在哪儿了？陈亦侯说，我搁在哪儿，你去找吧。大家都知道陈亦侯把金编钟搁在地窖里。于是戴笠去搜，地窖里并没有搜到。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山失事，葬身火海，此事也就再无人过问，不了了之。 据悉，当时国民党的“劫收大员”曾经宣布凡是举报隐藏金银财宝的可以提取70%的奖金，陈亦侯后来说，如果当时和他一起密藏金编钟的杨兰波司机和徐祥工友举报的话，他们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真正值得钦佩和称赞的，是他们二位，那才是真正的好汉。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胡仲文就把金编钟和故宫珍宝的清单，交到了天津军管会的金融管理处。1954年，金编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向公众展出。
这个故事有点长
但是很值得一读的
希望大家都来看看
公元1790年，乾隆八十大寿来临，为了表示他对爷爷康熙的尊重，乾隆效仿康熙帝在六十岁生日时铸造金编钟，下令再打造一套更大的金编钟作为祝寿之礼。
这套金编钟铸造过程极为复杂。它由一万多两黄金铸造而成，每一件编钟的背后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编钟上瑞兽复为钮，两条蟠龙跃然其间，波涛云海环绕金钟，彰显着帝王尊贵之象。更令人称奇的是，与铜编钟以大小不一来定音不同，这16只黄金编钟外表大小一致，是靠其厚薄不同来定音的，实属稀世之宝。
1922年，溥仪大婚之日，也是金编钟最后一次在宫中盛典上敲响之时。晚清皇室早已坐吃山空，入不敷出，只能每年大量拍卖宫中的金银财宝。故宫院刊曾登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叶秀云的文章，详细记述了这次珍宝被典卖的经过：“民国十三年四月，溥仪的岳父与北京的盐业银行签了一份抵押合同。有金编钟、金册等件。其中金编钟抵押四十万元，金册等抵押四十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
乾隆时期的金编钟就这样被典卖出了故宫的高墙。
为了安全起见，盐业银行将金编钟转移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处不为人知的外商银行仓库密藏起来。
当时占据北京的军阀张作霖四处打探金编钟的下落；后来阎锡山率晋绥军占领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编钟；各路军阀政客对国宝金编钟无不垂涎三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领。盐业银行的高层开始为这批财宝担忧，他们秘密开会，决定将金编钟和一批故宫珍宝，转移到位于天津法国内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此次转移工作由时任盐业银行副总经理兼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负责。
盐业银行天津分行高大坚固。为了保险，地下库房还建有带夹层的暗室。这成了金编钟的藏身之地。
1937年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了除英、法、意三国外的天津市区。作为情报机关的日本领事馆不知从哪里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很快就找上门来。当时在天津的一个日本副领事，带着女儿来拜访陈亦侯，甚至还让自己的女儿拜陈做干爹。没过几日，陈亦侯又被邀与日本领事共餐，席间日本女人围坐。问那个金钟的事，陈亦侯不说，跟日本人说别的，日本领事托词先走，留下陈亦侯和一众日本女人，陈亦侯拿着帽子也就走了。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金编钟的去向，情况十分危险。金编钟是留还是转移？陈亦侯左思右想，最后决定辗转拍电报请示在重庆的总经理吴鼎昌。一个月后，一封回电传来，上面只有一个字：“毁”。
陈亦侯接到电报时，从震惊到破口大骂。他决定继续保护金编钟，哪怕承担危险，承担责任。陈亦侯想到了一个人——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
胡仲文是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同乡同学。周恩来的进步思想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了他一生。
陈亦侯信任胡仲文的为人，心中也已盘算好金编钟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储蓄会地下的密室。深明大义的胡仲文不负重托，欣然允命。两位老友都知道，这一来，他们是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托到了对方的手上。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驻天津日军先后占领了英、法、意，陈亦侯预感的危险变为现实。
日本人邀请他去宪兵队参观，与此同时，日军派出大批军警直扑盐业银行，以寻找适合防空的地下室为名，径直来到盐业银行的地下库房。不仅对库房内的物品进行了搜查，还发现了库房里的夹墙暗室。幸好金编钟早已转移，日本人一无所获，就把陈亦侯放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马上派出各路接收大员，到占领区劫收钱财。据陈亦侯之妻回忆，当时戴笠找到陈亦侯，问他金编钟的下落。陈亦侯说，我没有。戴笠问，你搁在哪儿了？陈亦侯说，我搁在哪儿，你去找吧。大家都知道陈亦侯把金编钟搁在地窖里。于是戴笠去搜，地窖里并没有搜到。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山失事，葬身火海，此事也就再无人过问，不了了之。
据悉，当时国民党的“劫收大员”曾经宣布凡是举报隐藏金银财宝的可以提取70%的奖金，陈亦侯后来说，如果当时和他一起密藏金编钟的杨兰波司机和徐祥工友举报的话，他们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真正值得钦佩和称赞的，是他们二位，那才是真正的好汉。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胡仲文就把金编钟和故宫珍宝的清单，交到了天津军管会的金融管理处。1954年，金编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向公众展出。